1939年，13岁的马学魁在八路军招兵处死死攥着教导员的衣角，面对“年纪太小，再等两年”的劝说，这个还没枪高的少年梗着脖子重复：“我一定要参加八路军！”
如今再回忆起那段烽火岁月，老人布满沟壑的脸上仍能看出当年的坚毅。跟随革命队伍，他始终像颗钉子，牢牢铆在抗日救国的阵地上。
沂山北麓的临朐城，三面环山，一条大河穿平原而过。城南的芦家庄垂柳依依，榆树成林，这里是马学魁的家乡。1938年，日军的炮声撕碎了这里的宁静。
“鬼子每天早晨都会拖着大炮、机枪对田野、村庄毫无目标地射击。老百姓像惊弓之鸟，听见枪响只能慌慌张张地逃难。”看着乡亲们被炮弹惊得四散奔逃，村里的年轻人聚在老槐树下商量：“这样的日子没法过了，不如参加八路军，打鬼子！”
13岁的马学魁挤在这些年轻人中间，攥紧了拳头。1939年10月，他约上同村几个伙伴，摸黑往十多里外的西圈村走，那里驻着八路军第一纵队第八支队独立第三大队。
大队长瞅着才到他腰的马学魁直摇头：“你太小了，回家再长两年。”马学魁死活不愿意回家，旁边的教导员噗嗤一声笑了，“这孩子有股犟劲，去宣传队吧。”
宣传队有30多个人，虽然演出水平不高，但很受老百姓欢迎。为了宣传抗日救亡，扩大抗日武装，马学魁和战友们白天在集市上唱歌跳舞，等人聚拢过来，就由专人站在石头上演讲，“鬼子占了咱的地，烧了咱的房，再不反抗，咱都得成亡国奴。”老百姓参军入伍的积极性很高，马学魁记得，到1939年底，第三大队已经是一个有四五百人的队伍了。
宣传队的工作，也不止在“后方”。1940年，部队整编为山东纵队第一支队，后又合并为山东第一旅，宣传队不仅要承担活跃部队文化生活、鼓舞战士和群众斗志的任务，还要做瓦解敌人的工作，跟着部队上战场。
他们时常靠近敌人的据点，对日军和伪军展开心理攻势。面对日军据点，马学魁和战友们用学会的简单日语大声喊话，唱起日本歌曲，瓦解日军斗志；而当遇到东北军时，大家就唱《流亡三部曲》。
后来，宣传工作出身的马学魁还被组织派往日本反战同盟工作，当时，有部分日军俘虏在经过八路军的教育感化后，毅然加入了反战同盟。马学魁与这些“特殊战友”并肩作战，编写传单，侦察敌情，喊话劝降，在瓦解敌军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。
1941年的冬天格外冷，日军的“扫荡”越来越密集，根据地被切成一块一块，部队的行动化整为零，以班为单位活动，“一个晚上能转移五六次，常常是刚躺下就得起来跑。”
反“扫荡”期间，日子苦得像嚼黄连，马学魁和战友们缺枪少炮，“有的人只有大刀、红缨枪，甚至拿棍棒。”粮食更为短缺，“连榆树叶子、树皮都吃光了，第二年春天，山上的榆树全成了枯树。”
在日子最艰难的时候，马学魁两次犯了疟疾。当时，由于敌人对根据地封锁很严，缺医少药。马学魁的办法是“忘”——“浑身发冷发热，没药治，就只能硬扛。实在难受了，就逼着自己干活，不让脑子想生病的事，熬过去就好了。”
艰难环境下，党中央向各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，因为年纪小，部队领导希望马学魁能回家休息，但马学魁的态度异常坚决：“我死也不走！行军打仗，几天不吃饭，我不比别人差，不把鬼子彻底打跑，我绝不回家！”
1944年，马学魁参加了讨伐吴化文的战役。吴化文投靠日军后，在沂水县一带制造了无人区——村里的蒿子长了一米多高，房子塌了，地里看不见庄稼，白骨遍地。
“当时集中了七八个团，我们686团打主力。”马学魁记得，敌人工事坚固，地堡群外是开阔地，几次炸碉堡都没成功。八连连长何万祥急了，抱着十几个手榴弹冲上去，跳上地堡就往射孔扔，炸开个口子，自己却中弹牺牲了。
“为连长报仇！”战士们喊着冲进去，喊杀声震得地都在抖。“这一仗消灭了七八百人。”战后，鲁迅艺术宣传大队谱写了《我们的英雄何万祥》，马学魁总跟着唱，每唱一次，心里都会热血翻涌。
1944年4月，马学魁被分配到抗大学习，为建设空军做准备。1945年8月15日，他和战友正在河里洗澡，宣传干事跑过来大喊：“日本鬼子投降了！”
“大家在水里蹦啊跳啊，喊‘毛主席万岁’，嗓子都喊哑了。”马学魁说，那天的河水格外暖，像揣着一团火。
面对记者的采访，马学魁说自己在机关待得多，没打多少硬仗，应该多讲讲那些在战场上拼杀的战友的故事。回忆起牺牲的战友、英勇的何万祥连长，还有那些在艰难岁月里伸出援手的可爱的乡亲们，老人说：“那时候没人想过退缩，大家就憋着一股劲儿，非要把鬼子赶出中国不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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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：程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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